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
笔者于5月30日在《中国中医药报》发表了“邪从正来，攻为复正”一文，主要为了阐述邪正之间的辩证关系，二者不仅互相对立，而且可以互相转化；治疗的时候，促使气转变成正气，才是中医大智慧的首选之策。由于未能深入阐发，引起读者疑惑，6月3日王强先生在该报发表“邪非‘皆从正来’”一文进行商榷。笔者在此强调，“邪”与“正”是相对存在的一对矛盾，是人体患病过程中才可以见到的斗争现象，非生命的物体用不着“邪正攻补”。
王强所引吴又可《瘟疫论》关于戾气的论述，值得深思。吴又可说：“夫疫者，感天地之戾气也。戾气者，非寒、非暑、非暖、非凉，亦非四时交错之气，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。”这个戾气，或者称之为异气、疫气，似乎与后来发现的微生物致病因素一致，被大家所推崇，称之为那个时代“世界最先进的病因学说”。可是，这个病因学说并不被清代的温病学家所接受，四大家或者其他温病学者，仍然按照六气太过成为六淫的认识，进行病因病机辨证论治。也就是说，戾气说、异气说，虽然与微生物致病学说相一致，但是与中医传统理论不能“无缝对接”，而被历史上的中医学家所不采纳。戾气、异气除了无法按照六淫辨证论治之外，其最突出的“缺陷”就是强调外邪致病的关键性的“决定作用”，也与中医强调内因正气的传统不相容。“藏于精者，春不病温”、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是中医学一贯的思想。吴又可说戾气“此气之来，无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，邪自口鼻而入。”大肆渲染外邪的“不可抵抗”，与临床事实不符。无论多么强烈的传染病，并不是一律“触之者病”，病与不病主要取决于正气而不是邪气，现代流行病学关于传染病发病率、人群隐性感染的数据，也支持中医学的传统理论。
也就是说，致病性微生物进犯人体，似乎就是邪气，但是，有的人发病，有的人不病。不病的人，还有了免疫力、有了抗体，那么，这个致病性的微生物对于这个人来说，就不属于邪气，甚至帮助正气的盟友，是抗击邪气的疫苗。人体在注射疫苗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在输入邪气，而是提高正气。吴又可的时代，中医发明的牛痘疫苗已经在民间广泛被采用，这是中医免疫思想贡献给人类的一个硕果。毫无疑问，今天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控制，得益于疫苗技术的不断提高，而不是抗生素的普遍使用。这个免疫思想的原始创新，来源于中医的“正气存内”，以及“化毒为药”的大智慧。当时西方盛行“不接触”策略，穿隔离服，建隔离病区，而把毒疮痂“移栽”到健康人的身体上，西方还没有这样先进的医学思想，因此，也就不会有这样“化毒为药”疫苗技术的“原始创新”。
其实，吴又可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，是比我们还纯正的中医，他也知道“正气存内”的重要性，因此，他在《瘟疫论·原病》的总论里说：“凡人口鼻之气，通乎天气，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；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。昔有三人，冒雾早行，空腹者死，饮酒者病，饱食者不病，疫邪所着，又何异耶？若其年气来盛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稍衰者，触之即病，则又不拘于此矣。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发；感之浅者，邪不胜正，未能顿发，或遇饥饱劳碌，忧思气怒，正气被伤，邪气始得张溢，营卫运行之机，乃为之阻，一身之阳气，因而屈曲，故为病热。”他所创立的“疫有九传”、达原饮等理论与治法，都是按照中医传统理论而提出来的。
另外，“名不正”，是指人所处的地位不恰当，“言不顺”也不是和谐之声；“刑以正邪”，是说通过刑罚使人“改邪归正”。“刑以正邪”的“正”是使动法，使“邪”转为正。这样做与中医学化毒为药，转邪为正是一样的道理。中医学作为“仁术”与儒家所提倡的“仁心”是一致的，转化胜于攻逐，教化强过杀戮。即使是有“罪恶”的罪犯，他也是人，也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而不是一律消灭之。
刘明武先生说：“天上的规律在地上”，通过日晷测影可以研究太阳与地球的关系，可以制定历法；张英栋先生说过“体内的规律在身外”，是说通过取象比类，可以阐明人体内部的道理。因此，很多看似无关的事物，它们蕴含的道理是很接近的，不要轻易判定“相去甚远”，或者认为毫无关系。肝属木、配东方，其气温，其色青，其味酸等等这些人与天地万物广泛联系的思想，就是中医学整体时空观创立的基础。
